浙江省立杭州师范学校（我校前身）毕业生徐群土于1950年7月27日写给学校的信件。作为学校校史上“闹米风潮”的学生代表和受害者，徐群土在信件中解释了自己没有拿到毕业证书的缘由，也对1946年杭州“反饥饿、反内战、反迫害”的历史进行了描述。信中，徐群土向学校提出两个诉求，一是希望能够为其颁发毕业证书；二是希望能够开具学校没有开设英语科的证明。徐群土说，因为只有这两个证明有了，他才有资格报考北京师范大学。

抗战胜利后，还在丽水办学的浙江省立联合师范学校于 1945 年度第一学期结束时迁回杭州，并恢复原校名:浙江省立杭州师范学校。此时的学校，发生了两件重大变故，让在碧湖和谐的校园关系逐步恶化。第一件变故是大环境，国民党政府开始派出党员和三青团骨干到学校进行所谓党团建设，旨在加强对学校的思想控制，对于穷人子弟集中的师范院校，尤其重视对师范生的“管训”。象三青团之前还在抗日救国的名义下开展了一些正面活动﹐ 抗日战争胜利后，三青团的许多组织在学校里开始向青年灌输封建思想和反共思想﹐ 宣扬“一个主义﹑ 一个政党﹑ 一个领袖”和对蒋介石的愚忠﹐ 进行“精神训练”﹑“生活训练”等，引发师生的极大反感。第二个大变故，就是受人尊敬的徐旭东校长于 1945 年 10 月不幸病逝。徐旭东当年在南山路筹建新校址，费尽心血，在碧湖办学时，也与师生一起共患难，威望很高。徐校长英年病逝后，1945 年 12月 11 日，省教育厅派省督学朱文治到校任校长。朱是政府行为的坚定执行者，他的到来进一步激化了校方与学生的矛盾。“米款风波”便是其中重要一事，徐群土因此成为风波的受害者。
　　当时杭师由碧湖迁回杭州前,师生员工曾提出发放教职员工的“无价米”和学生的“膳余米”，借此作为返杭的路费。但朱文治拒绝了这个建议,一直拖到回杭复课以后，才在师生的抗议下被迫发放了教职工的“无价米”(折款发还)。但对学生的“膳余米”拖延不发，这进一步激发了学生的矛盾。
　　值得一提的是，当时省立杭州师范学校有一个“迅行读书社”，该社吸收各班爱好文艺、倾向进步的同学参加，社长便是徐群土。读书社聘请了校内的祝其乐、柯秉铎等为指导教师。读书社配合学生会开展各种爱国活动，象祝其乐、柯秉铎都是进步教师。祝其乐后来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，解放后担任了杭州市教育局副局长。柯秉铎书画诗词俱佳，解放后担任了严州师范学校校长。在他们的指导下，徐群土、吴廷育等一批同学成长很快。1946 年 4 月,学生为了解决饥饱问题，自筹“膳食处理委员会”,向校长索要“膳余米”以改善伙食。当时推举的谈判交涉学生代表便是徐群土。由于朱文治一直拖延，学生与校方矛盾加剧，在斗争中，朱文治不敢公开露面回答问题，并声言要对“闹米风潮”的为首肇事学生进行严肃处理。
　　6 月，在全杭州学生的“反饥饿、反内战、反迫害”大规模示威游行和“要饭吃、要书读、要活命”的强烈诉求下，朱文治不得不同意发还部分膳余款。徐群土在信中也对此事进行了描述：“学生徐群土于 1946 年，因反美反饥饿贪污运动，发动罢课，与校方斗争四月余。毕业考试参加，成绩及格，校方正造册报伪教育局时，为了全体同学福利，而未受不毕业之威胁，展开了激烈斗争，结果击伤校长朱文治。校长亦不得将贪污食米交出。”
　　也因此朱文治与徐群土结下仇恨。7 月 15 日，朱文治以“顽劣成性，任意妄为，言行失检，而故意聚众兹扰，违反校规，破坏校誉”为由，开除了徐群土等24名学生，同时解聘部分进步教师。8 月底，杭师学生联合高工、高商、高医、蚕校等五所专科学校，在教育厅大门前静坐示威，提出改善伙食、撤换杭师校长朱文治等要求。教育厅迫于社会压力，终于撤换了朱文治，改派孔祥嘉为校长。孔祥嘉来校后，陆续召回了部分被解聘的教师，恢复23名学生学籍，但是，带头的徐群土并未返校并顺利拿到毕业证书。“校长竞开除二十四人，后二十三人回校。将学生当为首魁除名，由此学生至今未有毕业证明。”
　　新中国成立后，想继续深造的徐群土发现，要报考北京师范大学，首先得有中师的毕业证书，还得加试英语。无奈之下他只能向母校讨要毕业证书，同时希望开具在省立杭州师范学校没有学过英语的证明。作为进步学生，徐群土在新中国成立后，自然能拿回自己应得的毕业证书，只是后来是否如愿考上北京师范大学，可惜没有查到相关史料，就不得而知了。但不管如何，在那场反饥饿斗争中，“闹米风潮”也是值得学校校史上书写一笔了。

捐赠人王海燕是我校经济与管理学院2015届旅游管理专业校友，现为杭州市城西中学旅游专业教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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